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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既然能找到案发时段的目击证人，还画出模拟画像，说不定已掌握了我的手机号码，只要我一开机，向外发出求救短信，依据现在的信息技术，很快就能测出我的坐标。这条路虽说可行，但不到万不得已，不能使用。
木已成舟，再懊悔又有什么用？神经衰弱已到了极限，夜间任何得风吹草动都能惊出我一身冷汗。特别是万籁俱寂时街道上骤然响起的警笛声，都令我心惊肉跳，彻夜难眠。
已是十月中旬，楼下树木上的叶子开始发黄凋零。残存的枯叶在寒风的摧残下哗哗作响，仿佛在质问苍天的不公。
在痛苦中煎熬，不在痛苦中死去，就在痛苦中再生——凤凰涅槃不就是如此嘛！
时间一长，痛苦煎熬中的我，神经变得异常麻木，凡事得过且过，听之任之。知道要来的早晚会来，不来的永远也不会相遇。渐渐的，我对那令我不寒而栗的警笛声已不再恐惧，却希望警察早一天出现在我面前，那样我就会早一点得到解脱。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自从那晚自杀的事情发生以后，早晨的敲门声像钟表一样准时——七点钟，隔壁阿姨那张慈爱的笑脸就会出现在门前，给我送来早点。
“咱们做邻居快一年了，我了解你，你爱护院里的小猫小狗，每当看到有人虐待它们，你都会伤心流泪。好好活着吧，我相信那件事不是你干的。”临走时，她总会说些安慰我的话。
我心里不是没有这样的想过，只是客观事实明明摆在面前，那个女人的死，和我有着直接关系。只是我失忆了，想不起其中的细节。如果有一天警察抓到我，让我说出其中的细节，而我又说不出，结局会是什么？
结局无非有两个，一是那个女人不是我杀的，因为我不能详细述说其中的细节；另一个是，那个女人就是我杀的，为了逃避法律制裁，我在装疯卖傻。
哪种可能性会大一些呢？显然是后一个。警察会让目击证人辨认，案发的当天晚上，和那个女人同时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的人，是不是我。证人如果确认，那我将有口难辩。
会不会有第三种可能呢？这种可能我早已考虑过多次，就是有人杀了那个女人，嫁祸于我。然而这非常不切实际，又有几分飘渺，假如警察让我找出相关证据，我该怎么办？
难道向警察明说，事发时我失忆了，怎么也想不起来——这有点荒唐，警察必然会认为我在混淆是非。甚至还会问我，既然失忆了，怎么还会和那女人约会？这和失忆不是自相矛盾吗？
换而言之，第三种可能根本不存在，除非拿出令警方信服的证据。第三种可能，也就是第三条路，盲目地走这条路，会是一条死路，只会把自己送进监狱。
想走这条路的话，必须避开警方，找到合适的人，就是之前说的有侦探天赋的人，请他收集足够的证据，证明我无罪，再提供给警方。所以，第三条路不能操之过急，等到瓜熟蒂落之际，方是真相大白之时。
我不知第三条路能否如我所愿，然而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也只能赌一把。倘若天不予我，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受了这么多天的煎熬，我的生物钟已经混乱不堪，彻夜地思索，然后再一一否定。到了黎明之际，眼看东方即将露出曙光，我却不知不觉酣然睡去。就在我刚坠入梦乡不久，却被突兀的敲门声惊醒。
打开门，我勉强露出笑意，阿姨的脸上也绽开了花。她递过早点，我连忙双手接住。
“刚才，”她说，“在去菜市场的路上，我又遇见了那个人。我想他一定是找你的，你看······”她犹犹豫豫，似乎有什么顾虑。
“哪个人？”我不知指的是谁。
“就是前几天，他到小区找一个叫阿柱的人——那个上年纪的老人。”
阿姨真是个热心肠，她不知我失忆了，昨天的事只能记个模模糊糊，几天前的事更是没有一点印象。
“一个老人，他在找阿柱？”我机械地问道。
“前几天——我跟你说过。你好像说不会是你的亲人，要不怎么不知你的住处。”
我的记忆恢复了一些，但不是十分清晰，像烟雾一样朦朦胧胧，前几天像是有个老人，站在楼下空地上，寒风吹拂着他的白发。
“哦，他还没有找到阿柱。”我梦呓一般说道。
“他一定是找你的——手里拿着相片，我看了。”
阿姨说得如此肯定，原来找阿柱的人手里拿着一张相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