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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的春天，柳絮在小城的街道上打着旋儿，母亲站在供销社褪色的红砖墙下，数着手里刚从银行取出来的存折。那是她和父亲攒了十五年的积蓄，皱巴巴的纸页上，数字后面跟着三个零，在阳光下泛着微微的光。
父亲骑着那辆摩托车从公司回来，车把上挂着两个玻璃瓶汽水，“今天公司里开会说，工资到年底发。”他拧开瓶盖时，气泡滋滋作响，“我琢磨着，总不能坐吃山空。”
母亲的手指突然紧紧攥住存折，指甲在纸面上压出浅浅的月牙。她想起上个月去菜市场，卖豆腐的老板说自家在步行街租了个摊位，现在一天的收入抵过去在国营食堂干半个月。“要不，我们也做点小生意？”话一出口，连她自己都吓了一跳。
小城的第一座现代化商城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蓝色围挡上印着“建设新县城”的标语。周末的时候，父母带着我挤在临时搭建的售楼处里，空气里弥漫着石灰和烟草混合的味道。售楼小姐胸前别着金色工牌，红裙子在人群里晃来晃去，“商铺现在预定最划算，以后商城开业，租金起码翻三倍！”
父亲蹲在角落，用铅笔在纸上画着户型图。他年轻时在建筑队干过，对空间尺寸格外敏感。“这个拐角的铺子不错，两面采光，就是价格比中间的贵两千。”母亲踮着脚，透过玻璃窗看向正在施工的工地，钢筋水泥的框架已经搭到了二层，起重机吊臂划过天空，发出低沉的轰鸣。
交定金那天，母亲把存折递给工作人员时，手一直在抖。工作人员用计算器噼里啪啦按了半天，“总共五万八，定金三万，一个月内补齐尾款。”父亲掏出揣在怀里的牛皮纸信封，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三十张百元大钞，那是他托人从乡下收来的旧粮票换来的钱。
接下来的一个月，家里的气氛变得格外凝重。父亲开始跑建材市场，带着老花镜研究地砖的防滑系数；母亲把单位发的洗衣粉、肥皂拿到集市上去卖，换些零钱。我放学回家时，总能看见他们在台灯下算账，账本上密密麻麻记着：水电改造预算三千，货架定制两千五……
我们全家出动收拾铺子。父亲借来冲击钻打孔，尘土飞扬中，母亲系着碎花围裙擦玻璃，我负责把从批发市场运来的塑料模特摆成不同造型。隔壁五金店的老板过来帮忙接电线，他叼着烟卷说：“你们这位置选得好，以后卖女装肯定火。”
开业那天，商城门口放了八挂鞭炮，硝烟还没散尽，第一批顾客就涌了进来。母亲站在收银台后面，紧张得把计算器按错了好几次。父亲穿着笔挺的中山装，站在门口迎客，看见熟人就递上印着“全场八折”的传单。
最初的生意并不好做。隔壁童装店的老板娘说，新商城需要养人气。母亲开始研究搭配，把批发来的衬衫和裙子组合成套，还在门口挂了个小黑板，用粉笔写着“夏日清新套装，仅售18元”。父亲则骑着摩托车，到周边乡镇的集市发传单，车筐里永远备着几瓶矿泉水。
慢慢地，熟客多了起来。有个在银行上班的姑娘，每周五下班都来挑衣服；住在老城区的阿姨，总带着小孙女来买打折的尾货。母亲记住了每个人的喜好，看见她们进店，立刻就能从货架上抽出合适的款式。
那年冬天，商城举办圣诞促销活动。我们的铺子挂满了彩灯，母亲连夜缝制了两个雪人摆在门口。那天营业额突破了一千块，父亲攥着厚厚一沓钞票，眼睛亮晶晶的：“照这个势头，明年就能把借三叔的钱还上。”
第二年春天，商城二期工程启动，租金果然像售楼小姐说的那样翻了三倍。但母亲却一点也不慌，她笑着说：“咱们有口碑，老顾客都认这儿。”父亲开始盘算着扩大店面，把隔壁空置的铺子也盘下来。
时光流转，那间门面房见证了太多故事。我中考结束的那个夏天，在店里帮忙收银，听着顾客们的家长里短；中学寒暑假回来，总能看见父亲坐在门口的藤椅上，戴着老花镜给新到的衣服熨烫；母亲的头发渐渐花白，却依然能在人群里一眼认出熟客，热情地招呼着：“你上次说的那种款式，我给你留了两件！”
2000年春末的清晨，父亲的摩托车碾过青石板路的脆响，惊醒了巷口打盹的老猫。车后座绑着的塑料桶里，新割的韭菜还沾着露水，母亲掀开竹帘时，看见他额头沁着细密的汗珠：“建材市场转了三圈，瓷砖最便宜的也要八毛五一片。”
“卖女装。”母亲把搪瓷缸重重搁在八仙桌上，溅出的茶水在户型图上洇出深色斑点，“商场里还没几家正经卖衣服的。”父亲沉默着摸出烟袋，铜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映得墙上的“光荣下岗职工”奖状忽明忽暗。
接下来的日子，家里像被按下快进键。父亲在五金店借来卷尺，把三米乘六米的空间量了七遍，连墙角的排水管直径都精确到毫米。母亲揣着笔记本跑遍全城，记录下国营百货大楼每件衣服的标价，连纽扣的材质都要摸几遍。我放学回家时，总能看见他们蹲在地上用粉笔模拟货架布局，父亲的中山装裤脚沾满白灰，母亲鬓角别着的钢夹子，夹着从杂志上剪下来的橱窗设计图。
父亲特意买了两挂鞭炮。火药味还没散尽，他就钻进工地。脚手架上的工人笑话他：“老板，这活我们干就行。”父亲却接过冲击钻，安全帽下的眼睛亮晶晶的：“自己的铺子，得知道墙里每根钢筋的脾气。”母亲蹲在旁边递钻头，工装裤膝盖处磨得发白，口袋里还塞着前几天去布料市场捡漏的碎花布头。
装修进入尾声时，母亲突然发现个问题。墙面刷成米白色后，原本看好的木质货架显得太沉闷。她顶着暴雨跑了三家木材厂，最后在城郊找到个老匠人。老人从仓库深处拖出两捆樟木，布满老茧的手抚过木料：“闺女，这是八几年给供销社打的柜台剩料，搁这儿都长毛了。”母亲眼睛一亮，当即掏出定金，第二天就守在作坊里，看着师傅用砂纸细细打磨出木材的天然纹理。
进货的过程更像一场冒险。父亲带着帆布背包坐绿皮火车去杭州，车厢里挤满扛编织袋的商贩。他攥着母亲列的清单，在四季青市场转得脚底起泡。遇到不肯降价的批发商，就蹲在人家档口看货物流向，一蹲就是两小时。有次为了等新款到货，在招待所凑合睡了三天，吃的都是泡面就榨菜。母亲则留守小城，挨家挨户拜访邻居，把她们的尺码和喜好记在小本本上，连谁家孩子上几年级都摸得一清二楚。
开业前三天，全家进入战时状态。我负责给塑料模特穿衣服，手指被别针扎出好几个血点。父亲踩着梯子挂灯箱，母亲举着竹竿调整射灯角度，灯光打在新熨好的连衣裙上，泛起丝绸般的光泽。隔壁文具店老板送来红绸带，帮忙系在门把手上当装饰，嘴里念叨着：“你们这门头的‘章语管"三个字写得真俊，谁题的？”母亲笑着指父亲：“他年轻时在写过大字报。”
开业那天，鞭炮声惊飞了广场上的鸽子。第一个顾客是住在纺织厂家属院的李姐，她摸着挂在飘窗的淡紫色雪纺衫，眼眶突然红了：“多少年没见过这么鲜亮的颜色了。”母亲赶紧递上卷尺：“姐，您肩宽多少？我给您留两件不同码数。”
真正的挑战在一周后到来。隔壁突然新开了家折扣店，挂出“全场50元”的横幅。母亲连夜翻出进货单，在滞销款的标签上贴上小花贴纸，又从布料市场淘来蕾丝花边，亲手给几件素色衬衫做了改造。父亲则印了几百张“闺蜜卡”，凡是两人结伴来的，第二件半价。那个闷热的夏夜，他们在缝纫机前忙到凌晨，台灯下，母亲的银针穿梭如飞，父亲帮忙剪线头，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
渐渐地，小店有了自己的温度。中学生来买参加文艺汇演的纱裙，准新娘定制敬酒服，甚至有老人拿着女儿年轻时的照片，想做件一模一样的的确良衬衫。母亲的笔记本越来越厚，记满了顾客的特殊需求：老师对羊毛过敏，护士喜欢藏蓝色，阿姨要带暗扣的上衣方便照顾卧床的老伴。
2003年非典时期，商城冷冷清清。父母把库存的白坯布染成淡蓝色，缝成带卡通图案的口罩免费发放。有天傍晚，一个戴着红袖章的志愿者匆匆跑来，说社区防护物资紧缺。父亲二话不说，把店里剩下的布料全捐了出去，母亲带着我连夜裁剪，缝纫机的声音在空荡的商城里格外清晰。
2000年的四月，小城的梧桐树刚抽出嫩芽，父亲攥着售楼处给的户型图，用布满老茧的手指反复丈量图纸上那片50平方厘米的矩形区域。图纸边角已经被磨得起毛，母亲用红笔在右上角标注着：“长10米，宽5米，层高45米”，这些数字像种子，在父母心里生根发芽。
“50个平方，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父亲把图纸铺在斑驳的八仙桌上，台灯昏黄的光晕里，他用铅笔轻轻敲着纸面，“关键得把每一寸空间都掰开来用。”母亲正在纳鞋底，银针在粗布间穿梭，“隔壁邻居说，服装店的黄金比例是展示区占六成，仓储区两成，试衣间和收银台各占一成。”她放下手中的活计，翻开泛黄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着从杂志上摘抄的店铺布局心得。
为了实地感受空间，父母带着卷尺三进尚未竣工的商城。钢架结构的建筑里，水泥地面还残留着未干的水渍，父亲沿着墙面一步一步丈量，母亲跟在身后记录数据。“这面承重墙得利用起来做背景墙，”父亲用粉笔在墙上画了个圈，“靠窗的位置采光好，适合做主题陈列区。”头顶的钢架上，施工人员正在安装管道，金属碰撞的声音在空旷的空间里回荡，仿佛在为未来的蓝图伴奏。
装修方案改了又改。父亲白天在公司上班，晚上就蹲在院子里画草图，用废弃的硬纸板制作缩小版的店铺模型。他甚至跑到图书馆，借阅了《商业空间设计》的专业书籍，书页间夹着自制的比例尺。母亲则骑着自行车跑遍全城，去那些经营得好的服装店“取经”，偷偷观察人家的货架高度、灯光布置，回来后在笔记本上画出详细的平面图。
施工队进场那天，父亲特意放了一挂鞭炮。看着工人抡起锤子敲掉多余的墙体，他比谁都紧张，生怕哪一下破坏了空间的平衡。“师傅，这个墙角的弧度再圆润些，顾客走动时不容易撞到。”他站在灰尘弥漫的施工现场，戴着从厂里带回来的劳保口罩，眼睛却紧紧盯着每一处细节。母亲则在一旁负责监工，手里的计算器按个不停，计算着每一块地砖、每一根龙骨的成本。
为了最大化利用50平方的空间，父母想出了不少巧思。他们定制了可折叠的展示架，白天展开用来陈列服装，晚上收起来就能腾出更多过道空间。靠墙的货架做成多层抽屉式，上层挂衣服，下层收纳库存。试衣间的门采用镜面设计，既节省空间，又方便顾客试衣时整理着装。天花板上安装了轨道射灯，通过调整角度，能让每一件衣服都沐浴在最柔和的光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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