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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是归德府知府，下面其余官员，如决口河段的知县，更无须多言，难逃一死！
这些官员是否蒙受冤屈，根本无关紧要。
他们的头颅，不过是被朝廷借来一用而已。
至于更高一级的官员，比如河南巡抚、巡按，那已是封疆大吏，位列中枢，权势显赫，自然不会轻易成为“祭旗”的牺牲品。
这一点，众人心知肚明。
可先前王佐提出要处死归德府知府等人时，却没有一人站出来为他们辩护申冤。
原因无他，不过是官场的潜规则罢了。
出了黄河溃堤这等骇人听闻的大事，总得有人出来“背锅”以平众怒。
这是向来如此的做法，无论谁在位，皆难逃俗例。
但朱允熥并不认同这样的做法。
问责当然要问，却应当问得公允，问得合理，而非草菅人命，视法度如儿戏。
若不分青红皂白便将归德府知府及一干官员一并斩首问罪，那未免太过轻率，也可能恰恰放过了真正该负责任的罪魁祸首。
即便归德府知府确有贪赃枉法的行径，也必须彻查之后，再依法处置。
比如他是否是一人独自为恶？
是否另有同党？
是否向上级官员行贿，以换得庇护？
上级官员是否也有参与，甚至本身就是上级官员贪赃枉法导致的？
这些问题都必须一一查清。
若贸然将他就地正法，这些可能牵连更深的真相便会如沉石坠海，永无水落石出之日。
群臣听了皇帝的话，虽多感意外，却无人敢再反对。
其中一些老成之辈，心头已泛起涟漪。
若归德府知府就此斩首，倒是省心省事，一了百了，落得个干干净净。
若此人被押入天牢审问，那便是要细细盘查他的来往、关系、上下线。
官场上关系错综复杂，说不定七弯八绕，最后会牵扯到自己身上，那麻烦就大了。
朱允熥却不理会众人心思，继续说道：“你方才所提之法，疏浚河道、加筑堤防，自古以来各朝各代无不试行，然而，收效甚微。”
“朕即位以来，拨给修筑黄河大堤、整治河道的钱粮亦不在少数，仍有今日之溃决，叫朕如何不痛心？”
“黄河在河南、山东一带，多有地势倒悬之患，堤高水浮，若无良策，单靠一味加高堤坝，只会使泥沙越积越高，日积月累，积重难返。”
“如何将泥沙疏浚，需有切实可行的方法，不能再走旧路、讲空话。”
朱允熥心中自是明白，要想加高黄河大堤，虽然不易，但还可以做到。
即便当下的大明尚未拥有后世那般先进的大型工程机械，什么汽车、挖掘机一概没有，但凭着人力肩扛背挑，也终归可以一点一滴地将大堤垒高，筑得更坚更固。
可若说到疏浚河道，那就要麻烦得多。
诚然，黄河在枯水期时水势渐退，河床裸露，的确可以派人下河挖掘沙泥，再堆筑于堤岸之上。
但问题在于，要将河道挖深，令水流畅通，将洪水安全引导出去，那所需的工程量，实在是浩大无比，近乎天文数字。
后世那个科技昌明、财力雄厚的社会尚且因成本高昂而力有未逮。
如今的大明，即便国库丰盈、民力鼎盛，又如何与一个可以随手调集上万台乃至数十万台工程机械的时代相提并论？
要凭人力去疏浚整条黄河的河道，说到底是杯水车薪罢了。
更何况，黄河之所以水色浑浊、泥沙俱下，根源正是那绵延千里的泥沙问题。
朱允熥隐约记得前世所读的地理书中曾记载：黄河每年自上游携带而下的泥沙高达十几亿吨，其量之大，难以想象。
后世山林绿化覆盖广，水土保持工作做得相当不错，尚且有这么大的泥沙量。
而今的大明，草木稀疏、山河裸露，水土流失更甚，黄河一年冲刷而下的泥沙量，恐怕只多不少。
如此巨量的泥沙年年沉积于下游河床，年复一年，堆积如山，愈来愈高。
就算朝廷年年倾国之力，动用银两无数，征调民工百万日日挖掘，最终恐怕还赶不上黄河一年所带下的泥沙多。
也就是说，再怎么派人挖，也是做无用功。
纵是大明国力强盛，也将被黄河之患拖得筋疲力尽，仍难以彻底疏浚其河道！
黄河的河床只会愈发抬升，大堤越筑越高，终有崩溃之时。
所以，若只是单纯地调集人力去挖掘河道，根本无法解决问题，注定是徒劳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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