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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如今大明的粮食已然过剩。
得益于人均耕地充裕，农田水利设施日益完善，以及农业技术的突飞猛进，粮食产量会越来越超出所需。
即便小冰河时期的寒潮来袭，也不足以撼动这丰收的根基。
然而，将过剩的粮食转向畜牧养殖，以肉食替代谷物，却非朝夕之功。
猪、牛、羊的繁殖周期漫长，短时间内难以骤增。
相较之下，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技术的进步却势如破竹，成效斐然。
因此，腾出更多土地种植棉花，不仅毫无阻碍，反而顺理成章。
顾启章听闻自己的提议被陛下否决，心中一凛，不敢再多言。
他连忙俯首，恭敬中带着几分自责，朗声道：“陛下心系黎民，忧国忧民，臣子思虑浅薄，未能体察圣意，实属有愧。”
“臣这就传谕户部，责令户部上下官员，以及各地之地方府衙，严谨督管田地租赁事宜，务必将朝廷推广棉花种植的国策推行到底，绝不辜负陛下为天下苍生谋福祉的一片苦心！”
这便是权力的威严所在。
顾启章内心深处，对朱允熥的决策未必全然认同。
然而，面对皇帝的坚持，他不敢再有丝毫异议，只能将反对的念头深埋心底，先执行皇帝的旨意。
虽说“武死战，文死谏”，大明文官骨子里似乎流淌着“死谏”的血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在每一件事上都与皇帝针锋相对。
至少，在一位手握重权的君王面前，臣子们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事务上，都会选择顺从圣意。
偶尔进言，若皇帝不予采纳，他们便不再多说。
唯有那极少数、关乎社稷根本或触及他们底线的时刻，臣子们才会抛却顾虑，以性命相谏，践行“死谏”的信念。
然而，这样的时刻在朝堂上凤毛麟角。
寻常官员，即便是那些素以耿直著称之人，也不敢轻易挑战皇帝的权威。
那些一味“作死”、动辄顶撞君上的莽夫，根本无缘踏入庙堂高位。
即便是海瑞那般千年难遇的“刺头”，也只有在忍无可忍之际，才会毅然上疏《治安疏》，以一腔孤勇直面天威。
除非皇帝的权柄已旁落，朝政被权臣或外戚把持，否则，只要圣旨一下，臣子们大多会噤声遵行。
这本是天经地义的常理，在史官看来，不足为奇，故而，在写史的时候，便会被轻描淡写。
史书更偏爱记载那些臣子与皇帝激烈争锋的“事情”，因为这些故事更能彰显文臣的忠义与风骨。
于是，这类实际上很少发生的事情，却史书的记载中，占据了大量篇幅，令后世读史的人，误以为臣子们总是不停的在与皇帝“作对”。
唯有深入探究，方能明了真相并非如此。
朱允熥对这一点，也十分清楚。
只不过，在他看来，臣子们的顺从，究竟是慑于他皇权的威严，还是发自肺腑的认同，其实无关紧要。
作为君临天下的上位者，最要紧的是确保自己的意志得以贯彻。
即便只有一部分人真心拥护，也已足够。
并非所有人都需肝脑涂地地忠诚。
何况，忠诚并不等于认同。
忠诚的人，只是无条件的执行皇帝的旨意。
哪怕他心中并不认同。
屈从于皇命，这才是朝堂的常态。
只要大臣们还知道自己必须屈众于皇命，那便够了！
“不仅要大幅扩展大明境内的棉花种植，还要从海外各国大量采购棉花。”
朱允熥又吩咐道：“户部须协同礼部，尽快拟定从海外诸国大规模进口棉花的章程，交由进出口贸易公司严格执行。”
天竺等国，早已种植了大片棉花，足可作为进口的优质来源。
即便是那些尚未广泛种植棉花的国家，大明亦可鼓励其推广种植。
何况，若直接从这些国家进口粮食，恐会激起当地贫苦百姓的强烈不满，甚至招致仇恨。
他们会以为，大明是在“掠夺”他们的口粮。
然而，若引导当地的地主阶层将土地改种棉花，情况便大不相同。
棉花终究不可食用，种植后若无自用需求，便只能出口至大明。
只要那些国家的统治阶层尝到以棉花换取大明宝钞的丰厚利润，必定会不遗余力地推广种植，哪还会顾及因耕地减少而导致的底层百姓饥饿呢？
正如西方“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中，农场主将原本的粮田尽数改为牧场，只为追逐羊毛带来的财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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